钟书先生逝世了，活了八十八岁。
他生于一九一○年，大我十四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
《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 文化上做 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
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
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
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
《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
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
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
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
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
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
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
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
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罢！”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连
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
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
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
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
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
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
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
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主狡
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
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
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
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份！缘份！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气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
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
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
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
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荫。早上，一
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互问早安。钱先生和季康
夫人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夫妇……天气好，能走得动
的都出来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二十多年来，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
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
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
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
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
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
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
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
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
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
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
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
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欢迎的，因为起码确信我
没有打扰他们。于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钱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着的太炎先生的对联。我开玩笑
地说：“鲁迅的对联找不到，弄他老师的挂挂。”
于是钱先生开讲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八十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市，向市长征
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寓意的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
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
这幅作品。
我工作的地点在玉泉山林彪住过的那幢房子。画在大厅画，原来
的摆设一点没动；晚上睡在林彪的那张大床上。有人问我晚上怕不怕，
年轻时候我跟真的死人都睡过四五天，没影的事有何可怕？
眼看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团长是王震老人。他关照我写一个简要
的“凤凰涅?”的文字根据，以便到时候派用场。我说这事情简单，
回家就办。
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
《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
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
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这就严重了。
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
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
“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
师傅下山，‘凤凰涅?’我查遍问遍北京城，原以为容易的事，这一
趟难倒了我，一点根据也查不出……”。
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
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
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
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
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
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有一回，不知道怎么说到一位也写理论文章的杂文家：
“……他骂从文，也骂我，以前捧周扬，后来对周扬又不怎么样。
看起来，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们才有新材料好骂，我们不为他
设想，以后他怎么过日子……”
跟钱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这些点滴。他的逝世我想得开，再
高级、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
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时光地
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祖国的文化像森林，钱先生是林中巨树。人要懂得爱护森林，它
能清新空气，调节水土。摧残森林，图一时之快的教训太严峻了。我
写了首诗悼念钱先生，并问候季康夫人。
哭罢！森林！
该哭的时候才哭！
不过，你已经没有眼泪。
只剩下根的树不再活，
所以．今天的黄土是森林的过去；
毁了森林再夏禹治水何用？
更遥远的过去还有恐龙啊！
今天，给未来的孩子只留下灰烬吗？
孩子终有一天
不知道树是什么
他们呼吸干风！
树，未来的传说。
那一天，如果还有一
种生命叫做孩子的话
……
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夜于香港
（摘自1999年2月1日《文汇报》）钟书先生逝世了，活了八十八
岁。
他生于一九一○年，大我十四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
《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
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
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
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
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
《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
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
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
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
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
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
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
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
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罢！”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连
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
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
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
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
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
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
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
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主狡
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
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
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
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份！缘份！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气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
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
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
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
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荫。早上，一
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互问早安。钱先生和季康
夫人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夫妇……天气好，能走得动
的都出来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二十多年来，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
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
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
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
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
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
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
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
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
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
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
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
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欢迎的，因为起码确信我
没有打扰他们。于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钱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着的太炎先生的对联。我开玩笑
地说：“鲁迅的对联找不到，弄他老师的挂挂。”
于是钱先生开讲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八十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市，向市长征
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寓意的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
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
这幅作品。
我工作的地点在玉泉山林彪住过的那幢房子。画在大厅画，原来
的摆设一点没动；晚上睡在林彪的那张大床上。有人问我晚上怕不怕，
年轻时候我跟真的死人都睡过四五天，没影的事有何可怕？
眼看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团长是王震老人。他关照我写一个简要
的“凤凰涅?”的文字根据，以便到时候派用场。我说这事情简单，
回家就办。
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
《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
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
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这就严重了。
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
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
“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
师傅下山，‘凤凰涅?’我查遍问遍北京城，原以为容易的事，这一
趟难倒了我，一点根据也查不出……”。
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
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
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
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
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
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有一回，不知道怎么说到一位也写理论文章的杂文家：
“……他骂从文，也骂我，以前捧周扬，后来对周扬又不怎么样。
看起来，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们才有新材料好骂，我们不为他
设想，以后他怎么过日子……”
跟钱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这些点滴。他的逝世我想得开，再
高级、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
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时光地
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祖国的文化像森林，钱先生是林中巨树。人要懂得爱护森林，它
能清新空气，调节水土。摧残森林，图一时之快的教训太严峻了。我
写了首诗悼念钱先生，并问候季康夫人。
哭罢！森林！
该哭的时候才哭！
不过，你已经没有眼泪。
只剩下根的树不再活，
所以．今天的黄土是森林的过去；
毁了森林再夏禹治水何用？
更遥远的过去还有恐龙啊！
今天，给未来的孩子只留下灰烬吗？
孩子终有一天
不知道树是什么
他们呼吸干风！
树，未来的传说。
那一天，如果还有一
种生命叫做孩子的话
……
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夜于香港
（摘自1999年2月1日《文汇报》）
